1939年夏天，延安的窑洞里，一份从皖中飞来的电报把毛泽东惹火了。电文不长，字字扎心：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，已于6月24日执行枪决。后面还跟了一句更让人坐不住的，这件事，已经报请重庆方面核准。 说白了，一位共产党部队的指挥员，在被处决之前，最后点头同意的人居然来自蒋介石那边。毛泽东知道后火气一下就上来了，巴掌往桌上一拍，随即给叶挺等人发了电报，措辞很硬，半点客套都没留：中央原来的意思是让高敬亭去延安学习，你们怎么能不打招呼就先把人办了？马上把前因后果弄清楚，赶紧报上来。 刘少奇那边也没客气，一封电报直直砸过去：你们为什么要杀高敬亭？军部那边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 周恩来干脆赶到新四军驻地，当面把火发了出来。他说的话特别实在：人家招的是革命的兵，买的是革命的马，哪点做错了？咱们流血打下来的根据地，凭什么拱手让出去？中央的电报还没到，人就没了，这叫亲者痛、仇者快！ 三位领导人同时动怒，绝不是为了护短。真正让他们破防的，是那条被踩碎的规矩。 咱先聊聊高敬亭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老家在河南光山，1907年出生，一家人平时就靠着宰猪这门营生糊口过日子。刚满二十岁那年，正赶上黄麻起义，他一点没犹豫，抬脚就跟着队伍干起来了。才二十四岁，他就已经挑起了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的担子。这么年轻就走到这一步，放今天看，那晋升速度简直跟开了挂一样，快得让人不敢相信。然而当他日子正顺的时候，偏偏出了意外情况。 一九三四年秋末那阵子，红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得赶紧转移，踏上长征的路，事情来得特别突然，他那边连个正式信儿都没来得及收到。等他明白过来，大部队早就没影了。 留给他的，是大别山里一千来个散兵和伤员。对面呢？蒋介石压上来二十多万兵力，还一口气撤了两任“剿共”督办，摆明了要一口吞掉他。 换个人大概早就散了，一九三五年大年三十晚上，在太湖凉亭坳那一带，他把吃了败仗、剩下的人马重新召集到一块儿，第三次让红二十八军重新立了起来。全军人枪一千四百。一千四百对二十多万，这仗怎么打？ 他硬是打出了名堂，往后三年，这支队伍在鄂豫皖四十五个县来回穿插，还攒出一套极其实用的打法，后人叫它“四打四不打”：敌情不明不打，地形不利不打，伤亡太大不打，缴获太少不打。听着像抠门，其实是穷出来的智慧，手里就那么点本钱，输一次就没了。 他这份战绩摆出来真不含糊，前前后后把敌人十八个整营外加十五个连都给收拾了。更厉害的是，国民党正规军六十八个团、差不多十七万人，也被他死死钉在原地，想动弹都动弹不了。这事把卫立煌气得够呛，当场就放了话：谁要是能取他的人头，十万大洋就归谁。那时候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里，别的队伍大多被打散或缩编，唯独他这一支把军、师两级的架子完整保了下来。 1937年，毛泽东在延安听到战报，给了八个字的评价：很有成绩，很了不起。 要知道，那是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“很了不起”，含金量不用多解释。 等全国抗战真打起来，红二十八军也换了旗号，队伍整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，领头当司令的就是高敬亭。这支队伍起初有三千一百来人，在四个支队里，人和枪都算最厚实的。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号那天，他带着人在巢县蒋家河口悄悄设好埋伏，等敌人一钻进来就动手，满打满算也就二十来分钟，日军巢县守备队那二十五号人一个没跑掉，全交代在那儿了，咱们这边连根汗毛都没伤着。 这场仗打起来，比粟裕后来在韦岗搞的那次伏击还早了整整一个多月。要说新四军钻到敌人后方动手，这算得上是头一炮。在后来的那一年半时间里，四支队跟日伪军大大小小交手了九十多回，光日军就被撂倒、打伤一千七百来号人。队伍也是边打边壮大，到最后差不多拉到了近万人的规模。 这就是他的前半生：从杀猪匠到司令员，从一千四百人到近万人，硬生生在绝境里打出个局面。 但人不可能完美，他身上的毛病同样扎眼。 那三年，他一个人扎在大别山硬扛着，跟中央那边彻底断了音信，党组织、部队和地方上的事儿全压在他肩上，啥都得他自己拿主意。日子一长，毛病就养出来了，慢慢觉得自己的话就是规矩。 后来延安那边打算让郑位三、萧望东过来帮衬一把，可他没顺着这个安排走，而是自己拍板，把戴季英提上来当了政委。结果戴季英到任当天晚上，俩人就把脸撕破了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谁知道才过了没多久，新开岭那边又出了乱子，从外头调来的政工干部气得撂了挑子，一个接一个全走了。 中央三番五次催他东进皖东，他嘴上答应得痛快，叶挺前脚一走，他后脚就下令部队原地不动。他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：离开大别山，就等于把命根子丢了。 到了1939年6月，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了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，揣着金银细软跑了，直接投了桂系。 这种事搁哪个带兵的人身上都够呛：你最信得过的人反水了，还是带着钱跑的。军部趁势进驻青龙厂，把人扣下，开了三天公审会，列了四条罪状：不听命令、挤兑延安来的干部、搞山头、闹宗派。说句公道话，这四条也不
